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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几年，有很多为地主翻案的文章，也有很多反地主翻案的文章。
翻案的文章说某某地主为人不错，对下面的人都挺好，干了很多实事，所以地主阶层并不坏。
反翻案的文章说某某地主很坏，干了很多坏事，比如《红楼梦》里的贾府，所以地主这个阶级本质就是坏的。
反翻案的人还说这些写翻案文章的人都是拿了地主后人的钱，才昧着良心为地主翻案。过去对地主阶级的结论是没错的，地主就是坏的、恶的。
我觉得这两帮人至少有两个常识性错误：
第一，他们一直在强调人性好坏，好像这才是谜底。而真正的谜底是权力。地主的人性跟普通农民没有太大区别，都是有善有恶，真正的区别是权力的大小导致作恶能力的不同。普通农民的恶行偏少，主要因为他们作恶能力弱，而不是他们人性更好。
第二，他们都把地主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这是严重失实的。就因为某个地主干了好事，就说所有地主都不错。就因为贾府干了很多坏事，就能得出所有地主都很坏？都在干坏事的结论？地主和地主的身份差别可能是极大的，他们的作恶能力天差地别。贾王史薛叫地主，朱开山也叫地主，但这俩能是一回事吗？
反地主的人觉得地主天生就坏，农民天性纯良。这不就是几十年前某个运动里强调越穷越光荣的根据和原由吗。有钱就是原罪，穷才能证明你不是坏人。今天不说越穷越光荣了，却还在扯地主天生坏种论？
在没有法治思想，法律不是由全国民意代表制定，而是由少数统治者制定的威权社会，有权力的人欺压奴役没权力的人，权力大的人欺压权力小和没权力的人，都是常态。要想搞清楚绝大多数地主是否都是坏的，就得先搞清楚绝大多数的地主是不是具备干坏事的能力。
长久以来，我们的教育告诉我们：古代社会，从小地主到皇帝，都属于“地主阶级”，他们是专制时代的统治者，他们压迫、剥削、奴役“农民阶级”，他们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古代社会的第一矛盾或者叫最高矛盾。只要对中国历史有一定了解且具备健全常识的人，都不难察觉到这种论述的荒谬之处。
地主更多是一种经济身份，并非一个有明确政治属性的阶级。在古代，统治者肯定是地主，但地主不一定是统治者。就像古代的统治者都是富人，但富人未必是统治者一样。古代的富商，他们很有钱，但他们却没什么政治地位。地主按土地、财富数量，可分大、小地主；按政治身份可分为“平民地主”（也叫“经营地主”）和“特权地主”（也叫“权贵地主”或者叫“封建地主”），“平民地主”跟农民一样，也不是统治者。明清两代，“特权地主”是致仕官员（退休官员）和候补官员(举人)。到了民国，“特权地主”是那些家里有政府或军队高官背景的地主。这些人帮朝廷或政府控制农村，朝廷或政府给他们一定特权和优待，比如税赋上的减免。同样一块土地，“特权地主”只需要缴纳极少的税赋，甚至不用纳税。而“平民地主”没有任何优免，甚至很多时候还会被朝廷、官府摊派更多的税赋。“特权地主”是统治者，是官员，是特权阶层。“平民地主”是被统治者，是毫无政经特权的老百姓，他们和一般老百姓的区别仅仅是他们相对富裕而已。“平民地主”和“特权地主”二者有云泥之别，怎能混为一谈？把官员和百姓说成同属一个阶级，完全就是个笑话。中国传统社会的第一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也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因为地主压根不是一个阶级。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从秦末陈胜吴广的民变开始算起，到清晚期的天平天国运动，几乎没有哪次是因为租佃冲突而起，从来都是官逼民反。传统中国社会的第一矛盾，从来都是官民矛盾，都是朝廷和老百姓的矛盾，是特权阶级和平民阶级的矛盾。而不是什么不存在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 其实这很好理解，1%的人不用做啥贡献，靠着手中的权力和武力，就可以任意欺凌和盘剥他人。这1%的人占据社会大部分财富，可以三妻四妾、纸醉金迷。剩下99%的人，有的靠着努力和勤勉也能吃上“肉”喝上“汤”，比如普通商人和“平民地主”；更多的人即便努力了，也只能吃残羹冷炙。1%的人利用手里权力盘剥、欺辱、奴役其他99%的人，他们之间的矛盾怎么可能不是社会的第一矛盾。
“平民地主”基本会亲自照料自己的土地，他们很像美国的农场主，是靠着经营土地来获利的。国人最熟悉的“平民地主”莫过于《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闯关东》里的朱开山一家，在离开农村去城里之前，也算是平民地主。“周扒皮”的人物原型是辽宁省瓦复县(今房店市)阎店乡和平村的小地主周春富。只不过周春富和小说中的“周扒皮”并无半点相似。《半夜鸡叫》的作者高玉宝后来也承认，小说中关于“周扒皮”的很多情节是出于当时“宣传”的需要，这是“组织”交待给他的“任务”。现实中的周春富是个勤勉之人，他用种地赚的钱，开染坊、油坊、小卖店，赚了钱又去买地。就这样，家里的地逐渐积攒到两百多亩。周春富万万没想到这些靠父祖辈和他辛勤劳动积攒下的土地，却成了自己的催命符。1945年，土改很快就搞到了周春富的家乡，周春富开始被划为富农，后来又被改划为地主。接着就遭到了批斗，大部分土地、财产被分掉。后来，KMT重新控制复县，周春富尝试要回自己的土地和其他财物。过了不久，KMT又被打跑，周春富要土地、财产的行为被定性为“反攻倒算”。他所有土地、财产被充公，自己本人在经历了几次批斗会后被打的伤重不治。但这事还没完，被打死的周春富又被半路出家的“文人”高玉宝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里。原本老实勤勉的小地主，成了人尽皆知的“周扒皮”。斗死了不算，还要被写在“书”里“遗臭万年”。
“平民地主”能积累到一定的财富，主要靠的是祖辈积攒和善于经营。另外，“精耕细作”也是“平民地主”可以累积到不小规模财富的重要原因。可以说“平民地主”代表了中国精耕细作的最高水平，他们是推动中国农业技术发展最重要的一个群体。总之，他们不是靠特权发的家，他们没有原罪。“平民地主”没特权，想做大不是那么容易，财富只能靠慢慢积累，所以他们大多都是中小地主。从人数来说，“平民地主”更多，但从个体控制的土地的数量和面积来说，他们就远不如“特权地主”了。
“特权地主”也叫乡绅或缙绅，我党称他们为“封建地主”。他们拥有远超老百姓的政治地位以及政经特权。《白鹿原》里的郭举人就是“特权地主”，不过他只是普通的乡绅，不是大乡绅。我们内地老百姓更熟悉的“特权地主”，是民国年间四川的大地主刘文彩。刘文彩的土地、财富不要说“平民地主”赶不上，就连郭举人这种普通的“特权地主”也远不及他。刘氏家族在晚清就是四川当地的大族，到了民国更是风光无两，刘文彩的哥哥刘文辉，他的族侄刘湘都是四川的顶级大军阀，这才是真正的大乡绅、大土豪。《红楼梦》里的贾王史薛也是特权地主的代表。不管是和善的郭举人，还是霸道的贾王史薛，他们所拥有的财富难免有部分是利用特权获取的，甚至是直接强取豪夺而来。“特权地主”必然有原罪，只是他们的原罪是否到了要剥夺生命或者抄家的地步，这是因人而异的。至少大部分“特权地主”没有那么大的罪过。未必是因为他们足够善良，更多可能还是他们没有足够大的权力，所以不敢任意妄为。“特权地主”尚且不该被一刀切的抄家批斗，何况是没有原罪的“平民地主”和所谓的“富农”，他们就是老百姓啊。
“平民地主”不但不是统治者，反而是被统治者剥削的最厉害的一群人。因为在统治者眼里，他们是比一般老百姓更肥的羊。这种盘剥有时是上层统治者为之，也就是中央朝廷。更多的时候是乡里“特权地主”为之，目的是转嫁自身赋税。“特权地主”常常与县令、州官勾结，把该自己缴纳赋税转嫁给没权但有钱的“平民地主”身上。中央朝廷需要乡绅帮自己控制乡村，所以对地方上的勾当，一般持默许态度，基本不闻不问。“平民地主”和普通农民一样，都是被体制奴役的人，他们并非特权阶层。
“平民地主”是老百姓，他们没有特权，就算他们想压迫农民，也没这个能力。《半夜鸡叫》里“周扒皮”不也被长工打了吗？他敢报复长工吗？如果把“平民地主”周扒皮换成“特权地主”刘文彩或者贾王史薛的任何一个主子，这些长工会是什么下场？《闯关东》里的朱开山一家和他们长工的关系，像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吗？长工跟朱家老大斗智斗勇，朱家老大拿长工有招吗？长工怕这些所谓的“统治者”吗？说“平民地主”压迫农民完全是无稽之谈。反而在土改当中，无数“平民地主”不但被压迫、剥削，甚至被剥夺生命。明清时代，“平民地主”被朝廷和“特权地主”压榨；到了革命年代，“平民地主”更惨。不管谁当政，他们总是被动扮演倒霉蛋的角色，谁让他们是有钱无权的“肥羊”呢。
“特权地主”和农民之间，“特权地主”和“平民地主”之间，“特权地主”总是占据绝对的优势，不管是农民还是“平民地主”，都无法与之相抗。因为“特权地主”有权力，中国传统社会就是权力本位、官本位的社会。权力意味着绝对的力量，有权力的人，就是强者，权力越大就越强。强者自然可以欺负弱者。别说官员，就算是只有小小特权的捕快或者其他衙门小吏，到了老百姓面前，都是“大人物”。“平民地主”和农民都是没有特权的平民，他们之间的强弱，主要是人的强弱决定的。朱开山强，所以长工怕朱开山，也尊敬朱开山。朱开山的大儿子朱传文弱，所以长工不怕朱传文。现实里既有“平民地主”欺负佃农、长工，也有佃农、长工欺负“平民地主”。假设某村有200户人家，其中190户是李姓同族，另外10户是王姓同族。村里唯一的地主来自那10户里的某一家，而他的佃都来自那190户。如果这个王姓地主只是“平民地主”，他敢和他的佃农、长工叫板吗？如果他是“特权地主”，那180户的李姓佃农、长工敢和他叫板吗？这就是“平民地主”和“特权地主”最直观的差别。当然，现实里的平民地主/富农可以通过收买官吏来获得保护，所以一般情况下他们比起普通农民还是会占些优势，但这也只是量的不同，并非质的区别，说到底他们还是老百姓。
“特权地主”、“平民地主”、农民，从人性来说，都是良莠不齐有善有恶。“特权地主”不可能都像贾王史薛那样恶毒，“平民地主”也不可能都像朱开山那样大气。农民也一样，有老实的也有奸猾的。并不是某一种身份的人，就一定善或者一定恶。统治者的人性，跟被统治者没什么本质区别，真正的区别是作恶能力的大小。普通老百姓的恶行偏少，主要是因为他们作恶能力偏弱。一旦被统治者拥有了强大的作恶能力，他们的恶行搞不好比之前统治他们的人更多，历史上这样的事不要太多。
我党在抗战时期曾经一度把“平民地主”和“富农”排除在土改对象之外。当时的文件把他们称作“经营地主”，认定他们属于“资本主义”，而非“封建主义”。把他们和所谓的“封建地主”区别对待，这本身也是事实。我党的早期领导，绝大部分出自农村，他们当然知道“特权地主”和“平民地主”的差别，甚至有些领导人就出自“平民地主”或“富农”家庭。他们当然也晓得“平民地主”不是统治者，不是所谓的特权阶层。可如果把“平民地主”和“富农”排除在“土改”之外，会让“土改”无法进行。因为很多地方根本没有“特权地主”，甚至有些穷村连富农都没有。如果只斗“特权地主”，很多地方根本无地主可斗，自然也没土地可分。少了土地的刺激，农民的积极性很难调动，“土改”作为战争动员的主要手段也就起不了大的作用。于是“土改”就变成了后来的样子。
把少部分人的土地分给大多数人，让其尝到甜头，再让大多数人斗少部分人，过程中难免会出流血甚至是出人命。结上了血仇，参与者自然就无路可退，只能跟着他们一条道走到黑。不过这些分到土地的农民也并没高兴多久。没过几年，他们分到的土地就被收了回去。他们之后几十年的遭遇并不比那些被他们斗倒斗死的地主富农强多少，甚至更惨。只不过这些分到土地的农民，他们的悲伤故事和平民地主的悲伤故事一样，早已随当事人深埋黄土，被时间遗忘在了角落。
补充一点：土地改革是历朝历代的“民变”（也就是一些人所谓的农民起义）中很常见的一种战争动员手段，古已有之，并非凭空而造，只不过古代土地改革波及范围和贯彻程度远远不及我们熟悉的那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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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25 17:46:33
